与以往两会的数据纷呈不同，今年受到最多关注的“20%”来自两会之外。楼市调控的“国五条”细则在两会前落地，“个人转让住房严格征收差额20%的个人所得税”引发市场剧烈震荡，沪指周一大跌3.65%。尽管专家表示“刚需”购房者仍可享受税收优惠，但各地意欲抢在实施之前过户的人们，还是将房产交易场所围得水泄不通。

　　表面上看，“抢闸”过户是为避税，而更重要的则是预期的改变——个税的调整会不会转嫁为购房者的负担？短暂的抑制会不会激起更高的反弹？其实，“越调越高”早已成为普通民众心头挥之不去的雾霾，去年年底以来一些城市房价的报复性上涨，更加重了这种恐慌。因此，跳出“20%个税”、“七成首付”这些具象化的政策符号，站在十年调控的历史脉络中，重新反思房地产市场、乃至中国经济的全局，可能收获更为开阔的视野。

　　即便从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算起，“商品房”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，也不过是十几年的事。中央政府对行业的规划、对房价的调控，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鉴。十年九调，真可谓一波三折，2003年“18号文”承认房地产为支柱行业，意在拓展住房消费拉动经济；2005年、2006年严厉收紧，针对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过热；2008年底、2009年初“救市”，旨在应对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；2010年“限购令”祭出“杀手锏”，斩断了投资投机型需求。

　　可见，每一轮调控的政策取向，都是基于既定条件的优先选择。当面临保增长、压过热、厚民生、防通胀、调结构、促和谐等诸多目标时，与个体的选择模式如出一辙，政府对轻重缓急的抉择也存在所谓的“价值排序”问题。因此，检讨政策得失，绝不能脱离具体的决策环境，绝不能以过热时的焦躁责难过热前的从容、以危机后的标准苛求危机时的权衡。

　　房价调控最大的国情现实是城镇化。从2003年的40.53%到2012年的52.6%，城镇化率每一百分点的提升，便意味着上千万人的进城迁徙。城乡二元社会转型引致的庞大需求，乃是房价屡屡“野马脱缰”、调控屡屡“鞭长莫及”的根由所系。再则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也在房价攀升中愈发畸形，比如收入差距的扩大、消费需求的疲软、投资渠道的匮乏，都在相当程度上促动“商品房”从“商品”异化成“投资品”。

　　由是，天量的人口与天量的资本源源不断涌入，房地产调控如果仅在“供需平衡”上做文章，自然会忽略掉“投资品”特有的属性。所以说，挤出投资、投机的“限购令”，算是真正掐住了“七寸”，尽管政策的觉醒来得晚了一些。让“商品房”回归“商品”属性，是调控的关键一步，至于其中新的问题可以通过政策细化来改进，而绝不能因噎废食，毕竟，任何“政策不可能让十三亿人都满意”。

　　选择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之处施力，更要顾及“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”的古训。从国际经验来看，房价涨跌的确更多是市场行为。在经济下行阶段，日本、美国的房地产都发生过“崩盘”，但是发展中的中国经得起这种折腾吗？面对种种过度行政干预的指责、甚至违背规律的微词时，负责任的思考是不是应当多些大局观，更多考虑“大多数人的利益”？

　　承认“限购令”较之市场化更符合大众福祉，并不等于改革就此停顿。实际上，从捂盘惜售，到房叔房姐，房地产行业的乱象丛生始终呼唤法治的市场环境。另一方面，相对短期的调控而言，行业健康发展更期待包括“房地产法”在内的长效机制。另外，如何提高调控的科学性、预见性，不折腾、不懈怠？也离不开对法律手段的倚重，尤其是调控机制本身的法治化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房价问题的最终出路理应由法治导航。

　　范文澜说，“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，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，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。”当普通住宅动辄以百万计时，重新掂量“限购令”的分量，还关乎收入分配差距、共同富裕的愿景。改革还在路上，再往深处不仅是调控房价的高低，更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与重塑，更考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。

　　(作者为海外网评论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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